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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變法的現代影響

核心提示: 對于中國宋代的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學家王安石及其領導的“王安石變法”,當時人和后來人都有不同的判斷和評價,直到現在在學術界還有很大的爭議。對此,李華瑞教授的《王安石變法研究史》等學術論著已經做出相當系統的評述。

原標題:略論王安石變法的現代影響 2018-10-29 03:47 來源:光明網-《光明日報》  

對于中國宋代的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學家王安石及其領導的“王安石變法”,當時人和后來人都有不同的判斷和評價,直到現在在學術界還有很大的爭議。對此,李華瑞教授的《王安石變法研究史》等學術論著已經做出相當系統的評述。大致來看,當時人和后來人對于王安石的人品、學術水平、文學水平的評價,多數人是持肯定態度的;而對于王安石變法的評價,則分歧很大,聚訟紛紜。這里擬就王安石變法對于現代社會產生的影響略作梳理,從而為對其作出全面客觀的評價提供參考。

從南宋到清末的700多年間,學術界和政界對王安石變法大多持否定態度,甚至把北宋亡國歸罪于王安石變法。到清末民國時期,中國面臨千古未有的大變局,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改革派認識到王安石變法的必要性、重要性和先進性,進而積極研究、贊揚王安石變法。梁啟超的重新評價與高度贊賞,不僅在學術界產生廣泛而長久的影響,而且在政界也有重要影響。1923年,中國革命先驅孫中山在廣州歡宴各軍將領會上的演說中講道:“諸君或者還有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么東西的,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以前,便老早有行過了這項主義的。像周朝所行的井田制度,漢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,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,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。”(《孫中山全集》)王安石變法確實想通過一系列的興利除弊措施改善民生,頒布的“均輸法”“青苗法”“農田水利法”“免役法”“市易法”和“方田均稅法”都有改善民生的作用。特別是通過“農田水利法”,在全國掀起一場古代罕見的興修農田水利的高潮,興修了一萬多處水利田。同時,更重要的是想通過改革變法富國強兵,鞏固當時地主階級危機四伏的統治,保證宋朝國家政權長治久安(漆俠:《王安石變法》)。從孫中山的講話可以看出,他的“民生主義”思想,某種程度上受到王安石“新法”的影響。在清末民國時期,很多學界政界人士積極主張學習西方,但很快發現西方文化也存在巨大問題與缺陷,需要在中華文化中尋找智慧加以補充改進。在梁啟超、孫中山等人的帶動下,很多政界人士積極研讀王安石的著作,宣傳王安石的“新法”。僅1935—1936年兩年中,各類報刊上就發表了100多篇論述王安石的文章。他們對王安石變法中的“保甲法”“青苗法”和“農田水利法”等非常欣賞,并嘗試在制定政策時對某些變法思想有所借鑒。

清末民初,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傳播到西方國家。擔任過美國農業部長和副總統的亨利·阿加德·華萊士(Henry Agard Wallace,1888—1965),自述從20世紀初就深受中國留學生陳煥章的博士論文《孔子及其學派的經濟原理》影響,深入研究了王安石變法。擔任農業部長后,他在大會發言、廣播講話、著作和信件中,又多次宣傳、肯定“常平倉”制度及其對美國農業改革的必要性。作為羅斯福的重要助手,他領導起草的羅斯福新政農業方面的重要法令《1933年農業調整法》《1938年農業調整法》等都采納了“常平倉”的一些思想。華萊士1944年訪華時,有關報道寫道:“華氏研究中國歷史,對于吾國王安石之農政,備至推崇,迭次言論中皆有向往之詞……圖書室中適有一部古版《王臨川全集》。王世杰羅家倫兩氏,因示華氏以該書。……華氏答稱:余于此頗悉。離院時向諸生演說,因即期諸生記取王荊公的話,不畏天災,不畏任何阻力……華氏譽王安石中國歷史上推行‘新政’之第一人;并請王主任可能搜集有關王安石之事跡,并訪得其后人。在沈部長歡宴席上,華氏重復提到王安石,并進而以現時代眼光與當時情形相較衡,發為一種樂觀的期待”。華萊士在演講中說:“彼于一○六八年在重大困難之下,所遭遇之問題與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三年所遭遇之問題,雖時代懸殊,幾乎完全相同,而其所采方法,亦非常相似。”他還說:“由于施行常平倉之計劃,美國當一九三九年歐戰發生時,已儲積額外之玉蜀黍……美國常平倉中此項龐大之額外存糧,予美國人民以儲備之糧食,而供應其需要,對于美國人民及作戰盟邦,均屬極端重要,而為有決定性之因素。”(沁青:《華萊士與中國農業界》,1944年)

王安石表現出來的“三不足”精神和氣概(天變不足懼,祖宗之法不足守,流俗之言不足恤),驚世駭俗,震古爍今,對現代許多政治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1972年9月,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。“毛澤東稱贊他說,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歷屆首相全都反華,而田中卻要來與我國恢復邦交正常化,這頗有似于宋朝宰相王安石的‘祖宗不足法’的精神;又說,當時的美帝、蘇修正陰謀合力對付中國,必然對田中的訪華不予贊同,而田中竟能不予理睬,毅然來華,這又頗似王安石的‘流俗之言不足恤’的精神。”(鄧廣銘:《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)根據史料記載和鄧廣銘先生的研究可知,“三不足”的說法,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保守派替王安石和宋神宗總結出來的。當宋神宗與王安石談論此事時,王安石說:“陛下躬親庶政,無流連之樂、荒亡之行,每事唯恐傷民,此亦是懼天變。陛下詢納人言,無小大唯言之從,豈是不恤人言?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。茍當于義理,則人言何足恤?……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,則固當如此。且仁宗在位四十年,凡數次修敕;若法一定,子孫當世世守之,則祖宗何故屢自改變?”(楊仲良:《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》)其實,在之前撰寫的《洪范傳》中,王安石批評漢儒的“天人感應論”、人君過失導致天象異常災變之論是“蔽而葸”;批評“災異自天事耳,何豫于我”之說法是“固而怠”,都是錯誤的、不可取的;他始終主張人君應該“恐懼修省”,“我知修人事而已”。對于“人言不足恤”的指責,王安石認為,他和宋神宗非常注意征詢、聽從幕僚和老百姓的意見,“豈是不恤人言?”但他同時又明確指出:“人言固有不足恤者”。從其他相關記載來看,他所謂的這部分不足恤的“人言”,指的是那些不合義理的膚淺之論、“流俗之言”。對于“祖宗之法不足守”的說法,從其全部言行來看,他所說的不必效法遵守而且應該改革的“祖宗之法”,實際上是指北宋前期5個皇帝、特別是太宗、真宗、仁宗3個皇帝的“祖宗之法”。因此,王安石并不是一個歷史虛無主義者,沒有不加區別地籠統否定前人。比如,他對夏商周三代也是推崇備至,多次公開主張“法先王之意”。王安石深知這場改革阻力和風險都很大,“與戰無異”,必須勇敢奮進,不能退縮。“三不足”之說,雖然不能表現王安石的全部真實理念和精神,但確實反映了他不畏艱難、果斷變法的改革家風范。

作者:姜錫東(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授)

周一星(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生)

來源:《光明日報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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